中新社南昌4月28日电 题：白鹿洞书院的当代教育价值何在？

　　——专访江西省朱子学研究会副会长、南昌大学哲学系主任张新国

　　中新社记者 刘占昆

　　坐落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的白鹿洞书院，已有千余年历史，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是中华教育史上的一座活态丰碑。中国朱子学会理事、江西省朱子学研究会副会长、南昌大学哲学系主任张新国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析其跨越时空的教育价值。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朱熹的教育思想、教育精神、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对白鹿洞书院有何影响？

　　张新国：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年)，南唐时称“庐山国学”，南宋理学大家朱熹于1179年重建白鹿洞书院，朝廷赐匾赐书，确立其官学体系外最高学府地位，自此逐渐成为书院典范之一。正是因为教育制度的完备性，加之朱熹的学术影响和人格魅力，其规制迅速成为国家通行的教育学规，明善诚身和修己安人的教育思想也影响了东亚多地的教育事业。

　　朱熹发扬北宋思想家胡瑗“明体达用”的教育精神，以儒家“成德”之教定义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上，他通过《白鹿洞书院揭示》强调道德教育与社会责任相结合，期望通过《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达成修身、齐家、治国与平天下的教育目的，实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教育效果。与此同时，朱熹也主张学者可自主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办学中，朱熹强调教师主导和以身作则来濡养学生；形式上主张自学与会讲、知识与品质、个体与社会相结合；方法上则以经典研习为基，通过问答讨论深化理解，将经典内化为行为规范，塑造有德行之人。

　　中新社记者：作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白鹿洞书院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何地位？

　　张新国：唐代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江州刺史李渤隐居匡庐，名之为“白鹿洞”，其高洁的人格对后世学人影响深远。到了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年)，李善道与朱弼等人在白鹿书院购置学田并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国学”，一度成为与金陵国子监齐名的教育机构。

　　到了宋初，其真正扩为书院。北宋皇祐六年(公元1054年)春，书堂毁于兵火。一直到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理学大家朱熹知南康军时到白鹿洞书院察看，看到书院破败，教育陵夷，于是主持重修书院，直到第二年三月，才初步修复白鹿洞书院，并登台讲授理学。朱熹还特别邀请其理论对手陆九渊来书院讲学。陆九渊结合当时学者为学之病，在白鹿洞书院阐扬《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授课效果极佳。这种自由研讨和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的探究式教学方法，为后世厘定了为学的基本模式。

　　白鹿洞书院几经战火，伤痕累累，但也屡次得以重建，在历史的长河中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国家人才，为中华民族传播了宝贵的文明火种。宋代末年宰相和民族英雄江万里，名将和军事家余玠以及明末的科学家宋应星等都是从白鹿洞书院走出来的士子。

　　中新社记者：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在国外影响广泛，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新国：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不仅是中国古典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系统阐释了儒家教育理念与修身治学的基本方法，还传播到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等地区，对当地的传统教育、学校制度及社会伦理价值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年-1868年)，朱子学是幕府官学，许多藩校与私塾直接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教育纲领。日本朱子学的奠基者藤原惺窝与儒学家林罗山将《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核心思想融入日本儒学研究和社会教育，为构建日本社会秩序提供思想方法。

　　在朝鲜半岛，性理学(宋儒程朱派理学)和书院文化一开始就受到朝鲜王朝(1392年-1910年)的推重。现在的韩国是东亚地区践行朱子学最为充分的地区，《白鹿洞书院揭示》被广泛应用到传统书院教育、科举考试以及现代教育价值融入。退溪先生李滉和栗谷先生李珥素来将《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朝鲜书院的根本学规，如陶山书院、白云洞书院等均以其为准则。2019年，韩国将“韩国新儒学书院”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精神内核也是直接来自《白鹿洞书院揭示》。

　　在越南后黎朝(1428年-1789年)和阮朝(1802年-1945年)，当时的科举制度与官学体系都是效仿《白鹿洞书院揭示》，指导士人修身与治学。如河内的文庙国子监和顺化的奎文阁等，都强调《揭示》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治学方法。

　　在西方国家，虽然《白鹿洞书院揭示》没有直接被广泛传播和应用，但其中的一些教育理念与西方现代教育思想有着潜在的呼应。美国汉学家田浩在《朱熹的思维世界》中阐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与其教化思想的一体性；法国学者戴鹤白在其《朱熹与太极、理、气、性、心》中阐释了朱熹理学如何在儒家教化的大传统中得以定位和发展。

　　中新社记者：白鹿洞书院的当代教育价值何在？

　　张新国：白鹿洞书院的教育价值，核心在于其理学教育范式对人性本源与精神境界的深层塑造。作为中华文明的活态传承载体，它突破单纯知识传授的局限，构建起“学做人”与“学做事”相统一的教化体系——既强调个体通过心性修养通达“内圣”，又以“外王”实践推动社会革新。这种将人性理解为“社会性存在”与“宇宙性存在”双重属性的哲学视野，为现代教育哲学提供了独特范式。这种范式的理论形态可以用“体用一源”来概括。易言之，这是一种植根于中国人社会文化心理深层的稳定型机制，即在日用常行的生活世界中践行伦理价值。

　　这种“践行”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生命不止，修为不息；这种“伦理”不是任何彼岸的、来世的、净土的，而是我们当下生活的每一刻；这种“价值”不是别的外在律法，而是人之本心发出来的行动准则，本质在于自我教育，在于自我通过遵循社会法则认识本心自由。

　　一部白鹿洞书院教育史，就是中国人认识自己的心灵史，其“学做人”的现代价值与西方哲学讲的“认识你自己”旨趣相通。立足当代，我们也应提倡融合中西教育理念，注重理性与德性、个人修养与社会美德养成、继承传统和尊重创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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